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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两部法律规定，合营企业同税务机关、税收扣缴义务人、自行申报纳税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问题上发生争议，可申请复议，相对人对复议决定不服，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17]然而，现实中这些条件都不能满足，现实中的人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有人聪明有人愚笨，有人俊秀有人丑陋，财产继承和教育又扩大了这种不平等。[29]现实社会中的人或组织的强弱关系呈现等级金字塔式分布：一个最强者、少数强者、绝大多数弱者。

《中庸》第二十八章言：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政治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社会主义宪法，立宪主义宪法是资本主义宪法，既要坚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范为本本的宪法教义学，同时又要坚持美国立宪主义宪法的价值，前后矛盾人格分裂是必然的。洋道和古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能否发挥积极的作用？学者到底能以何种方式介入中国政治社会？学者能否将课堂作为宣扬自身政治理念的讲堂？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今天，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到了不得不彻底厘清的时候了。然后还要将它们同那些非民主的政治制度加以比较，并努力使听讲人能够找到依据他个人的最高理想确定自己立场的出发点。士志于道，这个道是尧、舜、禹等形成的古道，学者以掌握道统自居，学者都与政治密不可分，区别只不过是执政还是在野，可以分为执政学者和在野学者，就像西方国家的执政党和在野党一样。

嘉定五年（1212年），南宋宁宗把《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列入学官，作为法定的教科书。好的科学理论能够从尽可能少的假设推导出尽可能多的新命题，这些新命题与经验相对应，可以通过经验或实验检验。在这种技术范式下，它难以避免会破坏传统的人文主义价值，比如隐私权、自由选择权、反歧视和平等保护等等，这将让所有人都裸露在无处不在的数据挖掘和网络监控之下。

可以设想，随着智能技术能力的不断提升，社会主体的各类信息都将数据化，所谓法律事实也将趋于透明化，证据链的形成可以被机器学习准确捕捉，法律流程将更多以智能化和自动化的方式完成。在古代社会，天人合一，人面对天地，祭祀或祈祷，所以宗教尤其发达。必须意识到，伴随着未来新的三个世界的演化，单纯依靠传统的法律规制手段，已经不足以对抗技术系统快速扩张所带来的挑战。借用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王飞跃教授的洞见，[2]随着智能机器社会的崛起，人类法律也将经历一个从牛顿式的大定律-小数据向默顿式的大数据-小定律模式演变的趋势，将从UDC（不定性、多样性、复杂性，Uncertainty，Diversity，Complexity）的社会向AFC（灵捷、聚焦、收敛，Agility，Focus，Convergence)的方向演化。

在这样一个新的世界中，只有人工智能理论上可以将所有人和事物陈列到虚拟网络世界的货架上，面向智能技术进行统一标识，并确保标准化的智能操作。这些小法律可以通过给定目标，通过设置一系列变量及相关的变化概率，模拟建立包括一系列社会行动者、互动规则和各种动态环境特征在内的法律推演，来同时实现描述、预测和引导社会交往、建构法律动态模拟过程和结果的功能。

以往，我们所熟悉的是两个世界，即自然世界加社会世界，但是，人工智能发展推动演化出一个新的机器世界。而当进入新的人工智能时代，当机器和虚拟世界成为新的世界体系的核心，法律也可能遭遇过去宗教和道德曾经历的命运。而当进入新的人工智能时代，自然和人类世界正在开始围绕一个新的机器世界打转。这至少带来了两个根本挑战：首先是，人类的立法智能是否能够有效处理三个世界的治理问题？第二，机器比人是否更适合来接管这样一个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工作？正如美国著名网络法学家莱斯格在其名著《代码》中揭示的，在机器世界中，法律将更多以代码的形式出现，法律将更多地被代码化和算法化，美国西海岸硅谷的代码之治，有可能取代东海岸华盛顿的法律之治。

因为，当前的人工智能发展，仍然主要是以大数据技术为中心的，依靠海量数据挖掘和粗暴消耗个人隐私为基础的技术路径。对此，就需要激活政治与法律层面的广泛讨论，需要发起不同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跨界对话，通过更多的政治与媒体监督，不断刺激和推动技术范式的变迁，进而形成一种具有内在制衡能力的技术生态。我们已经观察到，人工智能正通过迅速的技术迭代，同时结合区块链等其他技术发展，开始在虚拟世界中承担法律治理的工作赵骏，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来源：光明日报 进入专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法治变革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走向世界，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必须善于运用法治。不断实现国际法治内容和路径变革，在国际社会确立良法和推行善治，有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想变为现实。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在共同的发展战略与合作框架指引下，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在对既有国际贸易、投资法律规则体系学习借鉴基础上，改革被实践所验证的不合理、不符合现实情况的规则，以平等对话、合作共赢、民主协商为基础构建新规则，循序渐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赖于国际法治的推进和保障。

除了贸易规则的创新外，还包括投资规则、金融战略、能源合作、交通运输与海外利益保护等制度的多维度解构与重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法律制度诞生于一定经济社会背景之下，随着时代变迁，或经久不衰，或不合时宜。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例如，中华文化蕴含的和同等理念可以通过原则、规则形式在国际法中实现具体化、规范化。国际法治是当代国际社会寻求全球和区域治理的重要手段，共同规则的确立能够提供平等互利的语境和规则导向的氛围，促进各国在聚同化异的基础上合作共赢。

规则间互动互融，对于全球规则共享共融、和合共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提出的典型的国际公共产品，在推进这个国际公共产品的同时，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共建一带一路为例，国际法治内容变革应做到以下方面。对此，国际法治在变革过程中需处理好继承与创建的关系。

兼顾新旧，协调已有制度与新设制度。一带一路建设面临复杂多样的实施环境，沿线治理主体、客体因素纷繁庞杂，差异因素的介入可能阻碍经济合作、责任协同，而法治是弥合差异之良药。

当前，国际局势波谲云诡，经济全球化面临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挑战，恐怖主义、难民危机、气候变化、金融动荡等问题呈现蔓延趋势。国际法治的良法应实现文化精髓与价值蕴含相统一、长远目的性与近期现实性有机结合。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在法治的理念、价值和核心要素上是一致的，但在形态与模式上存在差异，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贯通，持续而广泛地进行互动，借助国际治理深化国内治理，并依托国家治理推进全球治理。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国际法治应从如下三方面进行路径变革。

在此过程中，国际规则旨在关注不同国家的共同需求，而国内规则更关注整个国家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内的需求，立足于国家个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机制建设，还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国际经济秩序加速重构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实施的重要背景。无良法难以善治，无善治空谈良法。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过程中，仍需旧有争端解决机制继续发挥作用，但在一些新领域，如互联网与人工智能领域及其与一带一路建设相结合的某些子领域，旧有规则可能心余力绌，需要新设争端解决机制并获得较为广泛国际认可。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应积极推动和参与新型法律制度的建构，以达到对旧有国际经济秩序的纠偏补缺。

内外互动，促进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良性互动。实现善治：国际法治路径变革 良法与善治不可割裂。国际法治的实现不仅涉及国际层面，也涉及国内层面以及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之间的互动。同时也应看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愿景，也是过程，与此相适应，国际法必然呈现方向一致性与道路复杂性的双重特征。

最终，国际法治的变革会对国内法治建设产生重要影响，国内法治的推进也反作用于国际法治变革。在此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实践恰逢其时。

当共识欠缺时，差异并非不可调和，科技合作、机制完善等有助于共识达成。曾经的或现存的全球治理机制及其历史演进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经验或教训，如世界贸易组织、欧盟体系、联合国等，这些机制能为我们在构建相关治理机制时提供一种思路，当然，其中也不乏教训可以吸取。

确立良法：国际法治内容变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有与其内含意旨相符合、反映当今时代特色、体系结构合理和谐的调整国际社会关系的法律规则，即良法。新设制度与已有制度之间关系可能有不同的类型，例如互补、秉承、取代、混合、组合等。